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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这种体系最为集中的成果，体现于罗豪才、湛中乐主编：《行政法学》，北京大学1996年版。

中文语义上，收复台湾、统一祖国的神圣职责（Inviolable Duty）与保卫祖国的神圣职责（Sacred Responsibility/Obiligation）并无差别，但是前者的神圣（inviolable）是属于大地的不可分割、不可侵犯，而后者的神圣（sacred）却有着属神的（sacr）光辉，并时刻暗示着牺牲（sacrifice）的可能。所谓扬名，不是当世，而是后世，可见其以立德为旨归。

吴经熊（1899—1986）在五五宪草初稿试拟稿之民族之培养一章中，加入了别具深意的条文。[44]三篇文章虽共同撑起了劳工神圣的话语，但其中却蕴含着深刻的转折。服兵役义务彰显了国民与国家之间极端的关系，其将个体权利与国家主权的宪法逻辑推到极致，触及了宪法的生命维度。[16]天子章第二：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因此，孝基于私情，却是个体公共性的开端。

【摘要】本文以宪法服兵役义务为研究对象，借由五五宪草第127条和五四宪法第103条所提供的两种立宪思路，深入分析服兵役义务的法理基础，并探讨其对当下的现实意义。现在世界中最文明的国家讲到孝字，还没有象中国讲到这么完全。如何从国际法角度来保障气候变化的人权正义以及如何使现有的人权法体系体现对气候变化引发的人权危机的充分关注，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所涉及到的水权、健康权和食物权都可以被视作与环境因素紧密关联，因此该公约可以作为国际人权法公约绿色化的一个便利的试点。总而言之，无论采用哪一种视角来看待人权与环境权的关系，无论气候变化是否被认定为侵犯人权法，在气候变化的语境下，国际人权公约的缔约国有义务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的标准采取温室气体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措施来减缓气候变化对人权可能造成的侵害。（2）温室气体减排过程中的人权损害避免。[13]然而反对者则认为，环境权的概念还只是在少数国际条约中隐晦地被提及，在核心的人权公约中没有相关明确规定，环境权作为一项独立的人权还没有得到国际上的普遍认可。

[6]U.N.Human Rights Council，Report of the Office of the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limate Change and Human Rights，U.N.Doc.A/HRC/10.61，2009. [7]Human Rights and Equal Opportunity Commission，Human Rights and Climate Change Background Paper，2008，available at http//www.hreoc.gov.au/about/media/papers/hrandclimate_change.html，2015年8月30日访问。在国际人权法框架下，人权法的侵权通常是指某一确定的义务承担者违反了某项人权义务，所以并非所有的对人权的负面影响能够被认定为侵犯人权。

考虑到大部分面临气候移民危机的国家都是最不发达国家（least development countries），这些国家一方面处于容易受到气候变化负面影响的敏感地区——虽然它们对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贡献额很少，但是却是气候变化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另一方面由于经济欠发达，往往缺少足够的资金和能力来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应对气候变化移民危机的资金则更是缺乏，所以亟需国际社会加大对这些国家的援助来帮助它们应对气候变化难民问题。2003年，世界卫生组织与伦敦卫生学和热带医学学院所做的联合研究表明，全球气候变暖已经造成每年16万人死于疟疾和营养不良，到2020年这个数字还可能会翻倍。比如，《经济、社会和文化利权国际公约》的第12条第一款阐述道，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人人有权享有能达到的最高的体质和心理健康的标准。作为绿色化的第一步，核心的人权公约需要明确承认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环境恶化对人权会造成极大的威胁，健康、安全和可持续的环境是人类正常享有人权的重要前提。

鉴于安全、健康的环境是人类享有人权的必要前提，环境权是否应该作为独立的人权被国际人权体系认可就成为一个在学界和业界被持续热烈讨论的问题。4.健康权 健康权和生命权紧密相连，健康权在多个人权公约中都有体现。[21]由于土地资源的稀缺，这种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虽然有利于减排，但对当地人民获得充足的食物的权利产生了威胁。因此，国际人权公约在不同的国家履行的程度和人权保障的重点都不同，这种对于人权标准和内涵的理解不同也反映在关于人权与气候变化的关系的争论中。

联合国人权高专办的报告虽然没有关于具体责任的表述，但是它倡导各缔约国不要把气候变化相关的人权责任局限于本国境内，应该积极开展国际合作。6.居住权 居住权是另外一项人类生存所必需的人权。

这项权利应受法律保护。在这样的背景下，学界也催生出一股从法学、政治经济学和发展学角度来探究这两个领域之间辩证关系的研究热潮。

尽管探究二者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但笔者认为在现阶段更为重要和紧迫的问题是如何应对气候变化造成的人权危机，特别是其中涉及的气候正义问题。特别是，由于包括美国在内的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并没有批准《京都议定书》，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排放量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没有被纳入到强制减排的框架中，《京都议定书》对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约束力和约束范围因此受到很大限制。鉴于这些国家的气候难民会对其邻国产生很大压力，所以发达国家帮助发展中国家来应对气候变化难民危机，也符合发达国家自身的利益。气候变化问题的历史复杂性和其在范围上的全球性，造成法律上不容易清楚地判断某一国家造成的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与该国或其他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间的法律因果关系。随着全球升温带来的降雨量减少、冰川融化和河流枯竭，人类所能享用的清洁水资源将会越来越少，人类的水权受到极大冲击。虽然应对气候变化与保障人权在许多方面具有统一的目标，但是如果不能把二者放在一起有机考虑，很多时候会出现顾此失彼甚至相互矛盾的情况，不能形成共赢的格局。

考虑到仅仅对现有人权公约条款进行修补式地、旨在解决某些具体问题的绿色化会导致整个体系的碎片化和重点不突出。以前面提到的泥石流造成的当地人的生命权受到侵害事件为例，[19]虽然我们不能在人权法语境下认定泥石流造成的负面影响侵害了人权法，因为这不是某一个国家因为违反人权义务造成的人权侵害，但是这不妨碍该国采取相应的措施来保护当地人民的生命安全免遭泥石流的威胁。

气候变化不但对前面所提到生命权、食物权、水权、健康权、土著人民人权和居住权等一系列基本的人权造成负面影响，实践证明各个国家为了应对气候变化而采取的各种温室气体减排措施和适应性措施也会对人权产生影响，一些不合理的减排和适应性措施可能对应对气候变化本身有促进作用，但却会对当地人们的人权造成侵害。所以气候正义是在解决人权与气候变化关系问题上必须要应对的关键难题。

（三）环境权与人权的关系：独立人权vs?既有人权的延伸 由于主要的国际人权条约都是在气候变化被国际社会普遍认可为对人类生存造成巨大威胁之前签署的，国际社会对于保护环境重要性的认识也只是在最近几十年形成的，所以在现行的国际人权法体系中比较少地直接涉及到环境与人权的关系，气候变化与人权的关联也没有在国际人权体系中充分体现出来[11]。国际人权法体系和国际气候变化法体系应该把人权与应对气候变化这两者统一起来，正如世界贸易组织（WTO）法律体系与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在历经多年的冲突与磨合，最终能比较统一、辨证地以双赢为目的达成了较好地协调。

本文在相关论证的基础上提出，这两大体系应该相互兼容、相互促进，国际人权法体系亟需开启绿色化进程，而国际气候变化法体系要加快人权化.唯有如此，人类才能真正有效应对气候变化人权危机带来的灾难性影响。[20]换言之，在国际人权法框架下，国家不但有义务确保国家自身的行为没有侵犯人权，国家还有责任保护国民的人权不会受到其它因素的影响，也即是人权保护的义务（duty to protect）。正如前文所提到的，一些旨在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的项目可能会对当地人们的人权造成损害，所以在新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中应该强调在实施包括清洁发展机制项目（CDM）在内的温室气体减排项目时要确保对人权的充分保护。《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第11条对此予以明确确认。

1.环境权作为独立的人权 支持者认为承认独立的环境权，把环境权纳入国际人权法体系中，有利于充分利用国际人权法系统相对成熟的法律规范和相对完善的法律执行机制等优势，为环境权获得国际法和国内法的承认及保障提供有利条件。正如前文所论述的，国际人权法体系为人们寻求气候正义的法律救济提供了潜在的路径，然而由于历史上的、设计上的和结构上的原因，国际人权法体系并没有明确的应对气候变化引发的人权危机的相关条款。

比如，针对健康权，《经济、社会和文化利权国际公约》的第12条规定，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人人有权享有能达到的最高的体质和心理健康的标准。[5]顺应这一潮流，目前国际社会已经出现一些专门致力于推动从人权视角来审视和应对气候变化相关问题的社会组织，其中比较著名的包括由前爱尔兰总统、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为领袖的实现人权组织（Realizing Rights）和由前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领导的全球人道主义论坛组织（the Global Humanitarian Forum）等，这些社会组织都致力于推动气候正义。

为了保障对人权的关注与尊重，条约还应该要求温室气体减排项目对公众定期公布项目所在地的人权状况，实现项目相关的人权状况信息的全面公开，以便于公众监督，并设立有效的法律救济渠道来处理温室气体减排项目引起的人权侵害案件。基于健康的环境是享有基本人权所必需的前提条件，在联合国核心人权公约中，在对诸如健康权、食物权、居住权等基本人权的论述中都提到缔约国有义务保障实现这些基本人权所必要的健康环境。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第6条第一款对生命权是这样表述的，人人有固有的生命权。目前国际人权机构在司法实践中主要是依据第二种视角来处理与环境和气候变化相关的人权侵害事件。《经济、社会和文化利权国际公约》的第11条明确指出，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人人有权为他自己和家庭获得相当的生活水准，包括足够的食物、衣着和住房，并能不断改进生活条件。【摘要】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当代人类社会面临的最大的和最为紧迫的人权危机之一，由于气候变化对于不同群体和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影响不同，所以公平问题或者是气候正义是人权语境下国际社会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时所不能回避的关键问题。

在国内层面，许多国家遵循国际人权公约的精神在国内通过了一系列保障人权的法案。【作者简介】 何晶晶，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所助理研究员。

[1]然而其它一些专家则认为人权和气候变化的关系存在着不确定性，缺少概念上的生命力，缺少真正的功能性上的价值[2]。在2002年，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UN Committee on Economic，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认可了水权作为一种独立人权的地位，指出水权属于保证人类正常生活的必需的根本性的人权，尤其考虑到水是人类生存的必要前提。

1998年欧洲经济委员会通过的《关于在环境问题上获取信息、公众参与决策和获得司法救济的公约》（简称《奥胡斯公约》（Convention on Access to Information，Public Participation in Decision-making and Access to Justice in Environmental Matters，Aarhus Convention）比较明确地提及人类享有健康舒适的环境的权利，比较隐晦地提到了环境权。[18]Christina Voigt，State Responsibility for Climate Change Damages，77 Nordic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2008）。